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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— 《 吾思忆 • WuSiYi 》

大清最后一届高考状元的作文答卷,写了些什么?

What Did You Write In The Composition Answer Sheet Of The Last Champion Of The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In The Qing Dynasty?

2023-01-22 22:19

1904年7月4日,大清帝国举办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科举考试,一个来自河北省肃宁县普通人家的青年考生刘春霖,写下了一份答卷,然后,中了状元。

臣回答皇上:

我听说啊,当皇帝的人,一旦发现自己有错,都会主动改正,所以呢,我们中国古代在盛世的时候,设有“直言”这么一科,专门考察和录取敢于对皇帝直言的人才,我们读书人以救国救民为己任,所以,真正的忠臣,满脑子都是为皇上、为国家尽忠的想法,胸中只有一股蛮劲,为国为皇上效劳。

汉文帝之前,国家立有严禁诽谤的法律,禁止大家乱说话,可是,汉文帝废除了这个法律,然后呢,像贾山、贾谊这些忠臣们啊,对说话没有了后顾之忧,所以,他们才敢争先恐后,为国家的建设,出谋划策,极尽忠诚。

汉武帝呢,推崇儒家学说,颁布诏书,广纳人才,所以,他可以招揽到董仲舒、严安、徐乐这样的能臣。

宋仁宗时期呢,恢复了“制举”等各科,以前禁止大家评论自己本职范围之外的事情,但是在宋仁宗这代,解除了这个禁令,广开言路,让所有人,畅所欲言,知无不言,言无不尽,所以,后来我们中国才出现苏东坡、苏辙这样的好臣子,他们敢于针砭时弊、直言国家的毛病,改革求新。

这些好臣子,在官吏任用、治理国防部队、充裕国家财政、纠正社会风气……等各方面的建言,对同僚而言,可以直接指出国事的利弊,对皇帝而言,可以帮助皇帝开阔视野,对老百姓而言,可以让天下和平稳定,这些人的建言,并不仅仅是纸上谈兵,而是真真正正的本事啊。

大清最后一届高考状元的作文答卷,写了些什么?

中年时代的刘春霖

所以古人说啊,有忧患意识的人,凡事深思熟虑,谨慎谋划,可以使人达到圣人的境界,而一个国家多灾多难,未必是坏事,因为它反而可以促使我们国家奋起、因而变得更加强大,这是一个客观规律,道理摆在那,没有不灵验的。

皇上您啊,自从登基以来,勤勤恳恳,治理国家,天天操碎了心,到现在,已经三十多年了,然而,您治理国家的效果如何?坦率地说,收效不咋地啊!

看我们今天的国家啊,列强都在虎视眈眈,为什么我们国家,会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呢?我猜想啊,是不是因为我们不懂得因时制宜?或者说虽然我们懂得,但是却没有贯彻到底呢?

大清最后一届高考状元的作文答卷,写了些什么?

刘春霖的状元答卷,字迹非常漂亮

前些日子,皇上您大开科举考试,试验天下读书人的学问,希望能够得到救国救民、治国平天下的良方,就管理官员、治理部队、管理国家财政、激励官吏团队……等各项大政方针,把包括我在内的天下读书人召集到一起,大家出谋划策。

然而,我呀,才华有限,何德何能,能参与这种国家大事,不过,回顾我从小读书以来,我确实沉迷于研究“国家治乱”的学问,研究古今中外的经验教训,在我的心中,早就积累了许多建议,要对皇上您说,但是,却苦于一直没有机会呀。

今天,承蒙皇上赏脸,下了圣旨,叫我有话尽管说,百无禁忌,绝不秋后算帐,既然如此,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,所以,我今天也就不拍您马屁了,我就放胆,把我知道的一些皮毛,毫无保留地,对皇上您说一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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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春霖的状元答卷,字迹非常漂亮

《制策》说过:做皇帝,治理人民,第一步,就是要教育人民,国家的教育如何,人心就会如何,所以呢,治理基层的人民,方法要简单直接,这个,是让人心安定的第一要务。

那么,谁最了解基层的百姓呢?据我所知啊,我们国家基层的县令一类的官员,他们对百姓,是最了解的,为什么?因为他们整天在基层,和百姓打交道最多,所以呢,要想国家政治稳定,一定要先从基层的官员着手抓起。

以前的汉朝,用六条法律,严管地方高官,可是对于基层的县令,中央一般不管,而是交给地方的太守,去看管和监督,可见汉朝的制度,和我们今天的中国,其实是一样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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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而呢,汉朝的时候,好官遍地,大家都争相学好,可是我们今天和汉朝相比,则不如汉朝了,造成今日这个现状,不就是因为我们的官僚系统中,大家都在粉饰太平、报喜不报忧、欺下瞒上吗?

那么,如何消除大家粉饰太平、欺下瞒上的官场恶习呢?

其实关键一点,就是要在官场中提倡:上下透明,要沟通,凡事要上情下达、下情上达。

做长官的,要放下自己的架子,时常到老百姓当中去,询问老百姓有什么难处,有何种困难,有谁欺负你们,长官只要做到这一点,那么他下面的那些基层小官,自然会清廉,自然不敢作恶,自然不敢欺下瞒上,这个道理,是非常简单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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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且呢,我们中国今天的基层官员,和以前的基层官员相比,他们的工作量、工作任务,多了很多,比古代的基层官员,那就更是多出很多很多,为何这样说?您看今天的时局,天天在变,国家有大量的大事,都在等待办理,例如说办学校、管警察、办交通、管工商、引进技术……等等,这些东西啊,没有一点学问基础的话,根本就搞不懂啊。

要让我们的基层官员管理这么多事务,那么首要的事情,就是要对他们进行再教育、增加他们的见识,关键在哪里呢?关键就在于啊,当长官的,要有意识地培训基层的官员,让他们具备相应的知识,然后呢,把基层治理的任务交给他们,他们才能胜任,他们犯错的时候,长官批评他们,他们才不至于两眼茫然,这样一来呢,做长官的,只需要把规矩定下来,然后,长官即使不操心,基层也能治理得妥妥贴贴。

今天呢,我们国家各个省份,虽然已经开办了基层官员培训班,不过,实际上都是纸面功夫,都是做做样子的,那样搞法,又怎么能搞好呢?时间一久,就都露馅了,结果是不会陪我们撒谎的啊。

汉朝的时候,基层官员都是本地人,本地人,对本地人的情况,最了解,所以,用本地人治理本地人,容易出好的政绩,这也是沿袭周代官制的产物,这个方法,貌似我们也可以仿照。

如果我们能广泛聆听老百姓的心声,从基层的乡绅等人当中,选取有公信力的能人,指任他们替代朝廷治理基层,对国家的稳定,一定有帮助,这一点,我想不必怀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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皇上要想我国官场焕然一新,那么,您必须先把“上情下达、下情上达”这两件事搞好,我们说因时制宜,这是必须要做的。

《制策》还说,夏商周三代,我国的军事政策,是“寓兵于农”,也就是说,没有全职的官兵,平时都是农民,只给他们一定的军事训练,要打仗了,临时召集,然而呢,我详细研究了中国历朝历代军事制度的得失和利弊,然后我总结出来:

古时,我国废除了井田制之后,改为征募官兵的制度。汉高祖时期,我国的国防军队,分为轻车(车兵)、材官(步兵)、骑士(骑兵)、楼船(水兵)四个兵种,经常在秋天讲习武艺、检阅部队,每次考核什么的,都随部队所在地为宜。

唐朝初年,实行“府兵制”,平时务农,定期训练,战时上阵,后来到了唐朝中叶,发现那样不行,改为征募官兵的制度。

北宋时期呢,大臣韩琦建议,把各地强悍不怕死的男子,都养起来,为我朝廷打仗,当时叫“养兵”。后来的苏轼也说,要把国家的军事制度固定下来,并且,要编练一支常年的国防军,今天我看来,这两个人的看法,实在是非常的正确。

今天我们环顾全球,世界各国,都以尚武精神立国,都以强军为根本,各国的大臣当中,充满了懂军事的人才,各国的小孩子从小开始,就注重体育锻炼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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须知,自古部队都是不好管的,战争也都是危险的,这就是为什么当年卫灵公要聘用孔子的时候,孔子推辞说:我不懂军事。后来呢,果然卫灵公就是因为好战,导致天下大乱。

《左传》也说了:军事部队是个危险品,是把双刃剑,一旦管理不好,任用无度,一不小心,会伤害自己。

可是呢,自从人类有国家以来,没了国防部队,一天都不行,军队可不止是鸟的翅膀爪牙一样重要,而是更重要。

一个国家有了血肉,远远不够,还需要有力气,有了力气,才能有精神,才能在今天这个丛林世界里,生存下去,而力气对于身体,就好比国防军队对于国家一样,十分重要。

人的身体,一旦力气不足,血肉不运动,成了植物人,身体就垮了,身体垮了,精神也就不存在了,这就是为什么,我国自从尧舜禹以来,一直到宋代、明朝,几千年来,没有一个朝代不重视军队建设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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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代官僚(油画)

今天的社会批评家,总是喜欢说古代什么都好,现在什么都坏,他们动不动就说,老百姓每年花费几千万两白银的钱,就养了这么一支窝囊、不中用的军队,还不如学古代,让官兵们回家耕田,有仗要打的时候,再临时召集。

这种批评,是没有道理的。

为什么呢?因为他们不知道啊,今天这个世界,变化越来越快了,我们看今天列强之间战争打法的多变,还有列强武器的高精尖,应付今天这种战争啊,即使我们养了专业部队,每天操练,都未必打得过人家,何况还要把部队解散、让官兵回家种田、然后爆发战争时、再临时征召?那样能行吗?绝对不行的。

所以我们说啊,一定要有专门的军队,人数要够,而且质量要高,而且,要在平时多加教练,然后,我国才能和列强平等生存,就像人体,要有力气,才能有精神,所以我认为,皇上应当整顿军队,加强军备,官兵们要加强学习现代军事技术,这是我们因时制宜的第二件大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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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春霖的状元答卷,字迹非常漂亮

此外,《制策》还说,周朝的时候,国家严格规定了各种活动的仪式和花费,以节省国家财政支出,我查了一下,当时古代有“职内”、“职岁”两个职位,一个掌管收税,一个掌管花费,最近我们看世界各国,他们说的“预算、决算要分开”,也就是说,一个部门可以提预算,但是,最终给你多少花费,是另一个部门决定。

以前苏东坡管理国家财政的时候,他说,地方官吏报上来的各项预算,有的其实很容易否决,而且否决它之后,对国家并没有什么损害。有的经费申请呢,很难否决它,可是批准它之后,这笔钱花出去,其实对国家民生,却没什么实质性的帮助。

所以呢,宋朝大臣曾巩,管理国家财政的时候,他说过这样的话:我对基层单位报上来的经费申请,凡是这笔钱可以花、也可以不花的,我一定尽力找出它不花的理由,因而,不批准。相反,对基层报上来的经费申请,凡是说想节省某一笔费用的,我一定要审查它节省的理由,一旦发现节省不对,那么我一定会批准它。我认为啊,这简直是堪称真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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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而呢,如果让我来管理国家的财政,我看今天这个形势,“开源”比“节流”重要得多!

意思是说,今天我们中国的财政,省钱这事,不是最重要,重要的是,要想办法多搞钱,为什么呢?因为啊,我国自从和列强们签订不平等条约、建立所谓通商关系之后,我国的钱啊,都被这些列强赚走了啊,所以,就算我们再怎么节省,国家也难免陷于贫困,根源正是在于此。

那么,我国的财政,如何做到“开源”、多搞钱呢?我认为啊,关键还是要振兴我国的实业,而且,我们中国,幅员辽阔,土地肥沃,而且地理上属于温带,日照降雨,条件非常好,所以我们中国物产丰富啊,所以,我们也应该注重发展农业,我们中国四亿人口,个个吃苦耐劳,而且又聪明,怕啥呢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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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从我国和列强开放通商以来,福建、广东等沿海地区的人民,仿造那些外国产品,可厉害了,如果我国能对这种仿造的行为,加以鼓励,很快,我国的人民就能在制造业,有所创新,所以呢,我们在沿海地区,应当重点发展工商业。

欧洲人把工商业的胜败,视为他们国家的强弱之源,所以,他们才鼓励那么多的商船,全世界到处乱跑,为什么?他们就是要在全世界上抢生意、抢利益啊。

而我国本土工商业不发达,洋货遍地,国家的银子,每天都在外流,如何挽回这个局面呢?当务之急,就是要大力发展我国的工商业啊,一旦我们的工商业发展起来,则我们国家的土地,没有一寸是荒置的,我们的人民,没有一个是失业的,然后呢,我们一些优秀企业、优秀产品就会涌现,那么,我国就能挽回商业利益外流的窘态,皇上啊,您提倡节约,那是对的,但是,比它更重要的,是要广开利源,要多挣钱,我们说要因时制宜,这是第三件大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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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制策》还说,我们以读书人所学的学问是正是邪,来判断我国教育的成败,所以,要给天下的读书人,规定读书的范围,使天下的歪理邪说,不能兴盛,我觉得,这正是今天我们中国读书人的要务。

我们古代有“司徒”一职,负责制定教材书目,教化天下子民,在夏商周时期,就从选士、俊士、造士三类人中,选人做官。

汉朝时期,朝廷注重“明经”一科,然后呢,又设置孝、廉、贤、良等各科,广泛推荐人才,当时贾谊、董仲舒等人,最出名,最有学问。

到了东汉,稍微变了,当时的人偏重道德,不太偏重学问,所以呢,清流派很多,大家高喊口号,不太办实事,不太正常。

到了唐朝初年,文学最为繁荣,到了唐朝中叶之后,官场上出现一股歪风,就是说,选人做官,不是看你有没有做官的本事,而是看你读的书、你喜欢的诗,是否和我趣味相投,荒唐得很,于是,风气开始变坏。

到了宋朝呢,出了很多的儒学大家,都是师出名门,他们讲廉耻,讲气节,这个风气啊,一直延续到明朝,当时的人即使成年了,也非常好学,明朝的风气,尊师重教,出了很多好人,当时的人们,崇尚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易》、《乐》、《春秋》六本经典的教诲,无论做什么事,都要先问问:这样做,是否符合伦理?

然而我们今天的中国呢,读书人可浮躁了,许多读书人还没接触到西方的学问,就先否定了我们中国的传统学问,所以,我们要端正风气的话呢,必须要重申我们传统伦理的重要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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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何重申伦理呢?必须要尊崇我们的经典,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易》、《乐》、《春秋》,都是我们的国粹,这些国粹,我们一定要保护好、传承好,皇上要端正全国学风的话,必须要重新把我们的儒家经典拿出来,以正人心,我们说因时制宜,这是第四件大事。

今天我说的这四件大事,就是我们现在挽回时局的良方,是救国救民的要务。

荀子说过,当代有哪些帝王干得不错的,我们要向他学习,董仲舒说,治理国家如果不思改革,不因时制宜,那么,坏的情况,就会变得更坏。这些话,都是有道理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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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春霖的状元答卷,字迹非常漂亮

时代变了,但是我们还拿旧时代的治国办法,来治理今天的国家,这种行为,《吕氏春秋》早就嘲笑过,它说:病情变化了,用药却不变,真是糊涂!

自古以来,没有固定的治国之道,只有愿意动脑筋、随机应变的皇帝,所以,孔子说啊,治理国家的关键,在于皇帝这个人本身,而皇帝能否任用贤明的臣子,最终也取决于这个皇帝,有没有足够的眼光和智慧。

我尤其想说的是,希望皇上您啊,多读书,多学习,因为这个国家好不好,根源在于您身上,只要您本人靠谱了,选人就靠谱了,选人靠谱了,您可以不费神,国家就能安定。

所以我们说,先有商汤、周武王这样的好皇帝,然后,才会有伊尹、姜子牙那样的好臣子。先有尧、舜这两位好皇帝,才有他们两朝的美好时代。

大清最后一届高考状元的作文答卷,写了些什么?

刘春霖的状元答卷,字迹非常漂亮

我们从这个根本出发,任用官员,那么,没有官员是不称职的,治理军队,没有官兵是不能打仗的,管理国家财政,没有财政危机这回事,治理学界,则读书人没有不正直不忠诚的,那样的话,我们中国亿万年的兴旺,就有了坚实的基础。

我的学问和才华有限,是个新人,不知道谈论国家大事,有什么忌讳,今天参加考试,斗胆下笔,写了这份答卷,呈给皇上您,此时的我,不胜惶恐,如有冒犯,还请皇上恕罪。

您的臣子,刘春霖 敬上。

大清最后一届高考状元的作文答卷,写了些什么?

刘春霖的状元答卷,字迹非常漂亮

尾声:交出这份答卷之后,刘春霖因为文章才思敏捷、见识超凡、字体漂亮,被朝廷赏识,中了当年的状元。然后呢,编入翰林院(大清中央人才储备中心)。不过,后来,不知何故,刘春霖去了日本东京法政大学留学,回国后,在直隶谘议局担任议员。大清亡了之后,刘春霖曾经在北洋政府担任秘书,而后任直隶教育厅长,后来辞官养老,1942年心脏病发作辞世。虽身为状元,然而在那个时代,并没有突出建树。

注意:的文言文修养有限,这份翻译,只能保证基本上准确,不能保证100%准确。现把原文贴上来,供您参考:

刘春霖1904年状元卷原文

臣对:臣闻王者不吝改过,故盛世有直言极谏之科,学者义取匡时,故贞士有尽忠竭愚之志。昔汉文帝除诽谤之法,而后贾山、贾谊争致其忠谠之谟;武帝崇尚儒术、诏举贤良,而后董仲舒、严安、徐乐之徒群集于阙下;宋仁宗复制举诸科,除越职言事之禁,而后苏轼、苏辙对策极言时政阙失。其于任官治兵主要,裕财正俗之方,类能指陈利害,上广人主聪听,下系四海安危,非仅在词章之末也。夫殷忱所仪启圣、多难所以兴邦,势有必然,理无或爽。钦惟皇帝陛下践阼以来,勤求治道,惟日孜孜者三十年矣,然而治效未彰、外患日亟,意者固时制宜之道或有未尽欤。

乃者临轩试士,冀得嘉谟,举察吏、治军、理财、励士诸大政,进臣等于廷而策之。臣愚陋何能与此,顾自幼学以来,亦尝究心于治忽之原,考求于中外之故,怀欲陈之而未有路。兹承大对,谕旨勉以直言无隐,何敢饰辞颂美,而不竭其款款之愚。

伏读《制策》有曰:君人之道予育为心,而因求简贤辅治之法,此诚安民之急务也。臣惟民间疾苦惟守令知之最真,故欲平治天下,必自重守令始。昔汉以六条察二千石,而以察令之权寄之于守,此与今制用意相同。然汉代循良之吏后先相望,而今治效不古若者,岂非粉饰欺蔽之习有所未除乎?欲杜粉饰欺蔽之习,在通上下之情。长官勤求民隐不敢自尊,则属吏清慎自持不敢作伪,自然之理也。

且夫今之守令,其任较前世为尤重,其事较古时为更繁,何也?世局日变,万政待兴。举凡学堂、警察、交涉、工艺诸政,皆非不学之人所能董理。将欲任以繁剧,必先扩其见闻,是在长官加意陶成,俾咸具溥通之知识,而后委之以任而不惑,责之以事而不迷,纲举目张不劳而理。今各省虽设馆课吏,多属具文,岁月一试,不过较文字之工而已,政绩何由而成,循声何由而著耶?

汉制县邑丞尉多以本郡人为之,利弊其所夙悉,故治效易彰,此周官遗意,其法似可仿行。果能博采公论,慎选贤绅,于治必有裨补,不必过为疑也。皇上澄清吏治,必先通上下之情,此不得不因时制宜者一也。《制策》又以三代之制寓兵于农,因详究历代兵制之得失。

臣谨案:井田沟洫之法废,遂专用征兵。汉高祖设轻车骑士、材官楼船,常以秋后讲肄,课试各随其地之所宜;唐初置府兵,中叶以后专用征兵;宋韩琦之议养兵。苏轼之言定军制练军,实皆深切著明。今日环球列邦多以尚武立国,知兵之选遍于士,夫体育之规基诸童稚。夫兵凶战危自古为戒,故孔予以军旅未学辞卫灵公,诚以穷兵不已终至于乱。左氏亦言;兵犹火也,不戢将自焚。

然自有国家以来,必不可一日去兵,此非第羽翼爪牙之说也,如人身然,血肉既具,必有气力以贯注之,而后足以发挥其精神,以生存于万类竞争之世。人身之气力不足,则血肉有雍滞溃败之忧,而精神亦无所附丽,是以由唐虞三代以至于宋明,数千年来无不以兵制为急务,乃世之论者动是古而非今,辄谓人民岁输数千万之资财以养此坐食骄惰之兵,固不如古者寓兵于农之善,不知天下之事皆日趋于变况,以今日群雄角逐战术之变幻、器械之精利,虽日召其兵而教练之,犹未必胜人,而谓集氓隶于行间,驱之以临战阵,庸有幸乎?然则,兵者固必教之于平时而又精且多,然后可并立于群雄之间,所谓气力充而精神焕矣。皇上整军经武,士卒知学为先,此不得不因时制宜者二也。

《制策》又曰:《周礼》太宰以九式均节用,而因求节流之法。臣谨案:职内掌邦之赋入,职岁掌邦之赋出。此即近世各国所谓豫算、决算也。昔苏轼之策理财,谓天下之费有去之甚易而无损,存之甚难而无益;曾巩之议经费,谓浮者必求其所以浮之自而杜之,约者必本其所以约之由而从之,皆扼要之论。然臣谓理财,于今日节流不如开源之尤要,盖自通商以来,利源外溢,虽百计节省而无救于贫。开源之道在振兴实业,中国神皋沃壤幅员纵横寥廓,且地处温带之下,百物皆宜,则当讲求农事。人民四百兆善耐劳苦,而且心思聪敏。中外交通以后,闽粤濒海之人类能仿造洋货,果其加意提倡,不难日出新制,则宜振兴工艺。欧西以商业之胜哀为国力之强弱,轮帆交错以争海外利权。中国商业不兴,漏卮日巨,欲图抵制之道,则宜扩充商务,如此则野无旷土,市无游民,精华日呈,然后利权可挽。皇上慎乃俭德,而尤必广辟利源,此不得不国时制宜者三也。

《制策》又以士习之邪正视乎教育之得失,因欲范围多士,使四海之内邪慝不兴,此今日学界之要图也。臣惟古者司徒修明理教,以选士、俊士、造士为任官之法。汉重明经,复设孝廉贤良诸科,其时贾、董之徒最称渊茂;东汉之士以节义相高,而不免清议标榜之病;唐初文字最盛,中叶而后干进者至有求知己与温卷之名,而士习大坏;宋世名儒辈出,各有师承,至于崇廉耻、敦气节,流风所被,迄有明而未—衰。虽其人能自树立,亦以教学相勉,师道立而善人多也,夫大道载于六经,而伦理先乎百行。今日浮荡之士,未窥西学已先有毁裂名教之心。故欲正人心、端士习,必以明伦为先,欲明伦理必以尊经为首,此即国粹保存之义。皇上倡明文教,必以经学正其趋,此不得不因时制宜者四也。

凡此四者,皆保世之闳规,救对之要务。苟予曰法后王,董仲舒曰为政不调甚者更张,乃可为理。夫使时移势异,而犹拘守成法,此《吕氏春秋》所讥病变而药不变者也。自古有治人无治法,故孔子曰为政在人,取人以身。臣尤伏愿皇上懋学修身,以为出治之原,然后用人行政,天下可以安坐而理也,故有汤、武而后有伊、吕之臣;有尧、舜而后有勋、华之业。

由是以课官而官无不职,以治兵而兵无不精,以理财而度支无匮乏之忧,以励学而士林作贞之气,则我国家亿万年有道之长基此矣。

臣未学新进,罔识忌讳,干冒宸严,不胜战栗陨越之至。臣谨对。